中外专家探讨低碳发展长效创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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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布 2014-08-31 00:00, 上次修改时间: 2014-12-18 22:57
中外专家探讨低碳发展长效创新机制

李俊峰在会上致辞

中外专家探讨低碳发展长效创新机制

 

2014年8月31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能源基金会中国共同主办,国际绿色发展伙伴(iGDP)承办的“低碳发展长效创新机制研讨会”在北京的2014年中国低碳发展战略高级别研讨会上成功举办。此次活动邀请到国家发改委、上海发改委、深圳发改委、美国环保署、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哈佛大学、国家气候战略中心、RAP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会,分享他们对国内外碳交易的独到见解。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李俊峰主任为大会致辞。他指出,低碳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我们要探索长效机制。国家发改委在推动低碳发展中做了重要的工作,提出了碳强度和能源强度两个重要指标,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还开展了42个低碳试点,都在探索中发现了好的经验。低碳发展有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一要有信心,二要有决心,三要有耐心,锲而不舍的努力,全方位的学习,在探索中发现新机制、新方法。

发改委气候司王庶处长从建立中国碳市场的角度做了分享发言。他指出,建立中国碳市场,十二五规划有要求,国务院出台的应该对气候变化方案有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有要求,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后,纳入了发改委牵头的生态文明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等重点任务当中,建立全国碳市场的工作,一方面非常紧迫,另一方面有积极推动的动力。他介绍,从2011年11月份启动试点交易,七个试点地区已经全部启动了交易,试点地区已经建立起相应的制度体系。通过试点得到的启示有:第一,中国是可以推行碳排放权交易的;第二,碳市场是一个政策性导向的市场,政府的引导和指引的作用非常重要;第三,基础数据的盘查非常重要;第四,能力建设非常重要。与此同时,在立法、基础数据统计、如何提高市场活跃度、专业人员等方面,碳交易试点还面临着问题和挑战。

睿博能源智库(RAP)的Max Dupuy以美国环保署公布的“清洁电力计划”和欧盟争论的2030年能源和碳目标为例,分析了欧美政策讨论的“热点话题”,包括1、市场机制的利用,包括碳排放交易机制及白色证书机制;2、将能效作为一种资源的概念,即投资和建设提高能效的项目,相当于投资一个新建的电厂;3、将排放交易机制与其他政策相结合(空气质量政策,能效政策,能源政策等)。清洁电力计划是在清洁空气法案大框架下的一项政策。清洁空气法案是美国针对电力行业二氧化硫减排和温室气体排控制的重要政策,,美国环保署针对各州设定了强制性碳减排指标。清洁电力计划的三项重要特征是:各州可以联合开发区域性排放交易机制,实现减排目标;该计划要求各州考虑将能效视为一种资源;以及各州应综合考虑碳排放和空气质量改善的协同成本和效益。许多州的政策制定者们,将“区域性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作为一种可能的模式。对于欧盟争论的2030年减碳目标,Max提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将排放交易机制总量目标与终端能效的直接投资紧密结合。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马晓明教授和复旦大学吴立波教授就“市场机制的政策效果及社会影响评估”议题做了分享。马晓明教授以深圳的试点工作为例,介绍了深圳碳交易机制设计和交易状况、碳交易评估技术和方法,以及深圳碳交易机制影响评估。深圳市碳排放有自身特点,排放结构和发达国家有点类似,考虑到深圳市场比较小,深圳市的交易市场是把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放在一起的。从碳交易政策执行效果看,履约达到了100%。从交易活跃度看,在试点城市比较高,但是还有待提高。从碳减排效果来看,工业增加值幅为42.6%,碳排放绝对下降降幅为11.7%,与2010年相比碳强度下降了33.5%,电力行业现在燃煤大幅下降,对碳的绝对量下降起了很大的贡献。通过对企业碳交易意识与策略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重视企业的培训和教育活动,鼓励高盈利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针对低盈利和碳成本负担较重企业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继续征求企业对碳交易的建议和意见,根据合理需求对机制进行调整和完善。

吴立波教授围绕“碳市场的经济影响”议题分享了研究进展,重点关注空间的影响。空间上看,中国各省市碳强度差异性非常大,需要针对这一特殊性深入研究。动态多区域经济模型的研究结果指出,在我国现有经济结构和特征下,全面推进排放权交易对于降低节能减排政策的经济和福利影响、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此外,减排政策要保证区域公平,需要对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能源禀赋和消费特征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对经济产出、地区福利水平对减排政策较敏感的区域,需要增加排放指标配额,从而补偿福利损失。推而广之,在建立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保证经济效率的前提下,调整排放权的初始分配除了可以促进地区公平和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异外,也同样可以用于实现其他的政策目标,包括扶持重点行业、推进新兴技术发展等。

清华大学张希良教授和美国环保署Jeremy Schreifels就“市场机制的惩罚和执法”议题做了分享。张希良教授认为,在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成熟的法制这两个碳市场基本条件还不是特别具备的国情下,七个碳交易试点是非常成功的实践,第一、通过试点落实了减排,而且是可核查的实际的减排,第二、碳交易之后,企业在积极申请,有行动才能减排,第三、碳价水平比较合理,第四、履约率高,第五、真正树立了节能减排的意识,第六、对未来试点的示范,对国家碳市场建设有借鉴意义。他指出,成功原因第一是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由被动变主动,第二是制度的优势发挥作用,第三是“十一五”“十二五”做了大量节能减排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四是创新。他建议,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碳排放权体系制度框架。

美国环保署的Jeremy Schreifels分享了美国排放权交易的履约经验,包括排放核查、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和履约协助。Jeremy指出,排放核查决定企业获得多少排放指标,这些数据必须要完整、准确和一致。首先是电子核查,然后是行业统计核查和桌面审计,排查可疑数据,最后是实地核查计量系统运行情况和数据存档系统。关于未履约的惩罚,Jeremy介绍,美国的经验是罚金数额是制度明确规定的,未履约或其他违法行为的后果对排放源和市场参与者非常透明和清楚。Jeremy指出,在美国的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下,环保署作为主管单位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协助企业实现履约。这包括各种细化的容易使用的政策文件说明和通俗易懂的政策解释、对企业公开的数据工具、给企业提供热线帮助的专职人员的配备,以及定期(每月)举行的针对各级官员和企业的电话会议等。Jeremy总结,美国的经验教训是,第一碳交易必须要有非常强的履约机制,第二要有自动纠错的核查系统,第三自动惩罚机制可以加速履约的进程,第四履约协助让履约更有效但是必须是连续的全年运转的项目。

在讨论环节,上海发改委倪前龙处长和哈佛大学Mun S. Ho博士做了点评与分享。Mun Ho讲了三点问题:政策是否实现了减排,减排目标实现方面成本是否超出了我们的预计,试点的减排有没有导致泄漏(其他地区的增加)。第一个问题,分析得出美国的情况是排放量的下降是因为天然气的蓬勃发展,所以要了解在排放试点地区,减排的效果是由于政策本身,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评估减排的成本,市场价格要能够反映真实的减排成本,如果大部分的公司不参加交易系统,很多公司不去买卖配额,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市场价格是不能非常如实的反映减排工作的成本的。第三个问题,是有没有泄露的问题,在模型的基础上,如果有一些公司真实的数据,去问他们是否把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有这样的数据做辅助会更好。此外他还指出,对于要把二氧化碳减排工作和大气治理的工作配套起来,在做试点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的时候,也要把空气质量改善的效益纳入进来,这个工作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试点城市的领导者在几年之后他们可能需要设计一些政策评估的方法,看看是否政策有效,而且成本是有多少,要进行大致的衡量。

倪前龙处长评价,碳交易试点总体是很成功的,企业能够接受,人员能够建立起来,数据能够做起来,交易系统能够交易起来,在减排上还是有效果的,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有的。他指出,下一阶段推进碳排放交易工作需要注意,碳交易不要重视交易而要重视碳排放控制,另外要重视减排效应,尤其是碳减排里面的污染减排效应,怎么通过碳交易为大气污染的防治和雾霾的治理作贡献。只有使用碳的成本高了,才有可能给清洁能源、可再生资源更多的发展机会。所以下一阶段推进碳排放交易一定要把排放源头控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和雾霾的治理、污染的治理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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